EP2 #監所觀察日記 –
監所的一百種樣貌,收容人面對愛滋感染者相處,管理員面對愛滋收容人時,從開始的不了解到現在相處到照顧都是跟一般人一樣。
台灣監所五大秘密大公開!如果我們認為把犯錯的人關起來、剝奪其自由仍然不夠、必須承受在獄中惡劣的對待,那麼我們剝奪的可能已經不只是受刑人的「人權」。你對監所的印象?去牢裡吃免錢飯,港片監獄風雲周潤發,很喜歡唱綠島小夜曲…
2009年在亞太愛滋會議上聽到大會主席梁智.蘇西洛開幕說:「我們正在處理的不只是一種病毒,而是我們的家庭、朋友、鄰居、同事。雖然我們努力殺死病毒,但我們必須注意保護與維護人的尊嚴」,是我作為愛滋社工的服務信念與工作準則,而2010年維也納世界愛滋大會喊出的「治療,就是最好的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便是我作為愛滋人權倡議與社會對話的最佳立足點。
請閉上眼睛,問問自己:「在疾病面前,我們學到了什麼?」
在這一波新冠肺炎的危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陳時中部長公開表示:「沒有人想要生病、想被檢疫、隔離。若社會對他們標籤化,說真話只會變得更困難。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才更有可能。」
在交通便利與愛滋資源分布密集的台北市,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在其他縣市「領取藥物」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愛滋指定藥局在「屏東」、「高雄」出現後,欲讓感染者的領藥更加便利。當我們把目光拉回台北市,愛滋指定藥局在這樣密集的資源下,又會扮演怎樣對於愛滋感染者具有重要性的角色。
母親生病了,醫生確診為癌症末期。從電話那頭得知消息,當下的我一陣錯愕。由於剛好處於新工作正起步階段,加上自身投入愛滋聯盟的修法與社群籌備的廣播節目,便藉故最近忙碌的理由拖了兩個月後才見面,也趁這段時間整理該如何面對她的情緒
大家好,我叫做小馬。我想先感謝感染誌的蛋蛋邀請我來跟大家說我的故事。
首先我想說我想要分享的原因是,去年十月的時候我連續發高燒大概三到五天左右然後住進加護病房,燒了快40度,燒了兩個禮拜都下不來。後來我從普通病房進入加護病房反覆兩次,我就思考說:嗯⋯⋯那時候其實我的精神其實不是很好,生命很委靡,對生命已經沒有了求生的慾望,我甚至想要一死了之。可是後來回到普通病房,我就想如果我活了下來,我是不是應該要做些什麼?如果上天讓我活了下來,我應該有些事情要說有些事情要做。所以我那天就說如果我活了下來順利出院的話,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在我被診斷出HIV陽性後,我離開了家鄉,去了另一個城市重新開始生活。原以為換個環境就能讓自己擺脫是感染者的身分。至少能將注意力從無止境的懊悔與自我否定中抽離出來。
我不吃藥、不回診,甚至以工作忙碌為藉口,一次又一次拖延與欺騙衛生所人員我會回院抽血追蹤的口頭承諾。
我讓病毒量停在了28161。
雖然我們可以理解,疾病本身可能會徹底擊垮一個人的健身與心智,但我想,大概很少有其他的疾病如愛滋病一樣,能從各種面向,讓感染者承受這麼多的歧視與痛苦。這其中最讓感染者無法忍受的不是疾病本身或相關的治療與病程,而是疾病所引發的人性的信任與關係的考驗所帶來的,如同風暴一樣的無情衝擊與羞辱。
關於「汙名」與「歧視」之間有什麼差別?我們常常掛在嘴邊,想要破除汙名,究竟是什麼呢?而汙名又可能是怎麼產生的?從資深愛滋美少女『春美』的角度看起,看見汙名被個體內化的過程;並從 愛滋權促會 奕頎的分享中,聽見2017年愛滋汙名歧視調查訪談中,真實發生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的故事。
我與她約定時間後,再次拿起了電話打給了幾個知道我感染狀況的朋友,告訴他們我打算把現在的情況告訴她,這些撐著我在當時往前走的朋友們,義不容辭地就答應我要陪著我「出櫃」;其實我記不清楚為什麼當時我想這麼做,只依稀的記得在那時候即使表面再怎麼堅強,對家裡再怎麼疏離,似乎都還渴望一些的聯繫,思考後我選擇告訴她,因為她對我來說是最能夠坦承,也最能夠接受新的事物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