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昆明醫院是兩層樓的日式木造建築。

不是現在這樣子的。

 

「那年的昆明醫院，是兩層樓的日式木造建築，不是現在這樣子的。那時，我曾經陪著朋友來看AIDS，有些醫師並不是相當友善，看見同志就會指指點點。當時我所陪伴的朋友很受傷，我就上前與那個醫師理論。」祁家威在拍照過程中，悠然地說道。當時我們正站在峨嵋停車場頂樓，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望去，眼前是佇立在二層樓高遮雨棚上，稍稍褪色於西元2002年所掛上的紅絲帶，以及某層樓窗口懸吊而下，令人注目的彩虹旗。

許多人藉由同志運動場域中，佇立於高處飄揚的彩虹旗，認識祁家威。但他也是愛滋防疫中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一員。他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機構，他就是「一個人」牽起與政府之間防疫的合作，撐起他稍帶狂傲所謂「祁家威式的愛滋防治行動」。

曾經於身上穿滿保險套地站在街頭，推廣安全性行為；也曾經收容過，在那個年代苦無所依的愛滋感染者。雖然外界對他的作法，並非完全無異議。例如：祁家威於雞尾酒藥物發明前一年，1994年，連續控告三名愛滋感染者蓄意傳染愛滋，他當時認定了這三名感染者已涉及報復，因而公布了當事人的姓名。曾與董念台欲組成愛滋感染者催討大隊，進而引發愛滋社群反彈與憤怒。這些爭議讓祁家威直至今日，仍使部分愛滋運動者，無法諒解。

是什麼契機讓你投入愛滋防治？

祁：那年中秋節，是我第一次去新公園，我一直以來都喜歡年紀比我小的，剛好當時是全世界剛有AIDS的時候，臺灣只有一個外國過境的愛滋案例，當時公衛人士說『臺灣遲早需要面對這個問題』，他們就想到一招，叫學生去公園，假冒成Gay去宣導『不要太過於性氾濫』。我一看到新聞時，就感覺大大不行，怎麼能夠叫學生去假冒，這對學生也會造成不應該有的壓力。我當時就跟他們說，同志這塊由我來，例如要發問卷或調查時，就可以由我負責。當時就由他們開始合作，直至我被政府構陷入獄，才結束為期短短幾個月的合作。

曾否遇過運動路線上跟您有差異的？

祁：剛開始哪有什麼路線？獨門生意嘛！後來當然有。如權促會及關愛之家等，與我的觀念都是不同的。

早期關愛之家的成立，我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一次付清。我不希望租到一半，房東知道是收容愛滋的，就不租了。三房兩廳40坪的空間，一開始收了兩個人，兩個人各買七天份東西，一個十人份的大冰箱塞不下，因為一個人吃辣另一個不吃。才兩個人，就可以出現不合。當時我就不贊成這種住家式的，希望每個人一間各過各的。因為心理因素對愛滋是很重要的。

後來到天母去經營，前後收了130人，在還沒有雞尾酒療法的年代，死掉110個。這與心理作用脫不了關係。

有一種病症叫假愛滋，沒有感染但出現的症狀是一模一樣的，免疫力會下降。沒病毒怎麼會下降呢？這就是心理作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曾做過一個實驗，把人綁起來用黑布矇眼，說要把他放血致死，接著用冰塊在手腕上畫一下，讓他以為是真的被放血，而兩個小時以後那人真的死掉了。

心情不好抵抗力就會下降，看到隔壁房的死了，葬儀社來搬運，過沒多久這個人也會死。心理機轉會活化很多東西，比方抑制身體增強抵抗力。有的人靠吃補讓抵抗力提高，但同時病毒把攻擊力也提高，維持高的還是低的容易呢？一旦抵抗力往下掉的時候病毒就攻過來。在早期沒有雞尾酒療法時，我的主張就是維持低檔的健康狀況，病毒相對也就很弱。

這樣的說法當時應該鮮少人接受。照護的效果如何呢？

祁：那時我前後經手約十位個案，幾乎沒有因愛滋而死亡。有一位是骨癌過世的，另一位是胰臟癌死的，有一位現在還生活在屏東。我免費提供住宿，只要個案轉每個月的吃飯錢，剩下可以去照顧更多需要的人，不管是在哪個單位都好，一樣是為愛滋的防治工作做努力。

早期不同路線上的爭執，每個人有不同立場，我不會有埋怨或恨意。

當時如何與媒體的合作？

祁：一開始媒體對我也不是很幫忙，後來才與媒體合作越來越好。

當年臺北車站的帆布標語和十字架，重達三、四十公斤，要從屋簷垂下來到天橋，總共四層樓，是所有男記者幫我爬鷹架搬運上去，再拿攝影機拍。

曾經在臺北市剛開放坐公車廣告時，我做過第一檔，可惜後來審核不過，廣告公司就幫我弄到三重客運臺北線，一樣會開進臺北市。當時簽約是42.5萬，我先付了訂金18.5萬，還差24萬，因為後來無法照合約上臺北市公車，24萬尾款就沒收，當作公益。42萬的廣告，二十輛公車，跑三個月，我只付了18.5萬。雖然我可以把一塊錢可以當三塊錢用，但還是要花到那一塊錢。

現在的名嘴董智深，當年是中時晚報醫藥記者，跟我很要好。在還沒開始募款錢，有一次活動缺錢，他問我還差多少，我說差八萬，第二天早上七點他按我門鈴，帶著八萬塊說你先拿去用。我跟他的交情是有革命情感。

如何面對生死？

祁：我的人脈經歷有許多特別的事情，也給早期這些記者上了很多課。當年第一位本土感染的女性性工作者發病，在台大醫院過世。在AZT都還沒的年代，發病就是死，幾乎不超過七天。那位女感染者住院，我去探望她之後三天就死了。之後記者訪問說我的心情感受，我答了兩個字，讓十四位記者驚訝得寫稿筆都掉地上。他們說全世界都可以講這個話，唯獨最不可能講這兩個字的就是祁家威。我說，「活該」。

今天一個小護士，剛護專畢業進到醫院工作，分配到加護病房，照顧一個老奶奶，兩週後過世了，很難過就哭。可是三十年的老護理長，麻木不仁，到病房後只說：『床單趕快換掉收掉，氧氣筒收到庫房』。小護士繼續哭啊。一週後照顧一位老爺爺又死了，她又哭；再換照顧一位媽媽又過世了，兩個月以後小護士受不了，辭職不幹，心理負擔太重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當時，我拉著人到南昌檢驗所去篩檢。性病防治所從早上9點到11點下午2點到4點，一天4小時，一週5天才20小時；而南昌檢驗所早上8點到到晚上8點，12個小時，一個禮拜7天共84個小時，篩檢服務能量是官方的四倍之多。所以不管如何，我反正就是拉出一百多個感染者給政府。我的處理方式是，已經感染的找出來，以利追蹤，接受醫藥知識的訓練，降低發病；已經發病住院把症狀控制好轉出院。早期的觀念就是這樣，沒有感染的不要感染；已經感染的找出來，不要發病；已經發病讓他好轉出院。一旦出不了院，過世了，關我屁事？畢竟又不是我傳染給他的。我其實用小護士的心態作前面活著的階段；一旦死了，我就變成護理長的心態：自己的業障自己承擔。

我爸過世的時候，我從頭到尾沒哭。八十歲心肌梗塞走了就走了，該上香就上香。我從小就看透生死。我用小護士跟護理長的心態去轉換，死了就不關我的事，我只管活的。

臺灣愛滋感染者仍會有死亡個案，多是出於對醫療的恐懼。

祁：其實當政府官方遇到瓶頸的時候，可以借重我來溝通，而非一直試圖扯斷我跟感染者的連結。在性防所早期木造樓房時，有一次我帶個案去，正幫忙取回驗尿檢體瓶，在長廊走回時還沒轉過轉角，就聽到護理長私下問他說『誒，那個姓祁的跟你收多少錢？』同樣句子用不同的抑揚頓挫發問就有不同意義。像是『他有沒有跟你收錢？』那答案是可能有或可能沒有；，但『他跟你收多少錢』，那答案就預設是一定有。而稱呼我是「姓祁的」，是一種不重視及不友善。當事人聽了之後說，『他還沒跟我收，可能過兩天要跟我收。』這樣其實就切斷了我再跟他們的連結，讓人家覺得不要給我服務照顧就不用付錢。後來我一轉過去她一看到我，就假裝沒事。

個管師或醫師有時不希望自己的專業讓民間團體或人士介入。

祁：如果不信任，他們就無法運用這些可以有效率的處理的人。所以官方連結上就不能一以貫之，像壽險界推的終身服務。還好莊苹一直在位置上，累積十幾年人脈，如果她調動或升遷了就會影響到那個信任度。

專業人士聽起來從以前八零年代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都還是用一種很極權的方式在思考，不太願意讓權力外放給非專業人士，可是其實很多非專業人士知道的東西不會比專業人士少。

祁：政府現在有很多的制度的約束，拿採購法做比喻，不同金額的公開招標有不同限制資格，這是政府防弊的約束，因為很多東西有心人想圖利謀財。有這種制度上瓶頸約束，其實可以盡量地從側面迂迴配合。像我七、八月時搞活動，等到九月官方有經費時再做，就不該說我是出風頭、譁眾取寵。反而應該感謝再經費沒辦法使上力的時候，有我作活動把暑假年輕人性活動頻繁的時候熬過去。不能頒獎至少也輕描淡寫，不應予以否定，扣上標新立異譁眾取寵帽子。

小護士與護理長似乎分別代表著感性與理性。目前大部份推動同志運動或愛滋防治，都很習慣用感性去影響群眾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祁：早期有些運動者慣於塑造悲情主義，但在我的運作裡，不容許悲情事件發生，就算發生我也不用那種方式訴求。黑街事件、AG健身房事件等，一直與政府對立，塑造出來被迫害被打壓，只會造成更多的打壓。

以前不管刮風下雨，我幾乎天天晚上都去新公園。有一次我晚上十點去，看到八個警察在水池邊臨檢看身份證，我就過去說『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他們一看到我就收隊。第二天我八點到，八個警察又在水池邊，我又跑過去，『誒，今天又來啦！有沒有要我幫忙的？』警察馬上收隊離開。第三天我五點在省立博物館前面等，六點兩輛警車一停，車門打開腳才跨下車，長官看到我，腳就收回去車門關起來開走，連下車都不肯。

因為剛剛說悲情訴求製造爭端，讓立法院、市議會開始質詢，才會有那些臨檢行動。我的方向就是，何必製造衝突爭端讓人家來打壓？要想辦法去化解。臨檢會問不友善的問題。臨檢找通緝犯是合法的，但若問了不當的問題，像是『你是一還是零？』、『你是幹人還是被幹的？』問這種問題，就是帶污衊歧視心態，我不容許這種狀況。所以我的處理方式是，需要臨檢我叫大家過來列隊配合臨檢，反而這樣，第四天他們就不來了。要想辦法化解衝突，而不是希望有衝突發生的時候再來訴求悲情。

愛滋燭光日是要紀念過世的感染者們。祁大哥有對哪次活動，甚或喪禮、告別式印象深刻？

祁：媒體比較會注意的是1996年田啟元過世的故事，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過世非常可惜。權促會辦的被單活動，在自由廣場舉辦，滿多人的。剛開始國外流行被單活動的時候，他們就移植到台灣弄。

在愛滋燭光日，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你會不會想對現在還活著，或還在為這件事情努力的人說什麼話？

祁：這些相關的活動，都是要引起大眾對愛滋的重視。希望大家不要只在那天做，而是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去關心、重視這個問題。

 

從1985年至1999年間，祁家威活躍於愛滋防治行動。早期，愛滋無法由醫療妥善控制，直至1995年，何大一提出雞尾酒療法，在病毒控制上才獲得良好的進展。在面對不斷發病與死亡的年代裡，祁家威在行動路線上選擇運用大量的媒體資源，使防治議題能夠被更容易且大量地曝光，但這樣的行動模式也同時造成了部分的問題。臺灣社會對愛滋印象形構的過程裡，祁家威劃上了難以抹去的記號。那樣的方式留下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受到個人對於疾病與人權價值的看法不同所影響。

訪談過中，祁家威未曾迴避過我們任何敏感的刺探，卻始終讓我們感受到一段距離。在面對這些行動路線上的分歧，他用著他的方式去跟社會應答。當時我們詢問他，如何有勇氣在那個年代裡，選用這樣的方式去與社會做溝通？『我有很多怪招，來自於我的家庭，11歲到14歲那幾年，我父母給我的訓練是「沒有框架的」，很多事情都有俗成的套路可循，就像是中秋節一般人會吃月餅，端午節要吃粽子一樣，不過我們家就沒有遵守。他們當時把所有刻板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通通打破。』祁家威如是說明。

他當年的言語與行徑下，也許正反映著那個年代裡，死亡與疾病的迫近。愛滋燭光日的今天，我們回看這個在愛滋運動中，略具爭議的人物，但他也確確實實地實踐過他的想法，對於逝去的人們我們緬懷，但也正誠如祁家威所述「這些相關的活動，都是要引起大眾對愛滋的重視。希望大家不要只在那天做，而是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去關心、重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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