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者≠罪人|為什麼要討論「愛滋除罪化」? 撰稿人:蔡春美
我很慶幸自己進入愛滋界工作,刺激我許多的
又一次我們大吵後,我們共同約嗨狀況下,充滿嫉妒又想玩的心情,矛盾的難受,當下的激動情緒我打了電話給母親,請她前來當時我們一起工作的咖啡店,前男友在遠方看著,母親正坐在我對面,聽著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謝謝她給予我這人身,成為她的兒子,這段時間始終沒放棄我,依然對我付出的心情表達,聽著聽著她和我一起流淚。
我還記得某天平日下午的時候,我媽跟我姊很急促地敲打我的房門(那天我睡在家裡),一打開房門,看到我媽哭得唏哩嘩啦、老淚縱恆,近乎是可以當紅牌孝女白琴的那種:「兒子啊!!! 我們家只有你一個寶貝兒子,媽媽真的不希望你怎麼樣,你也千萬不可以怎麼樣啊!啊~」。
在交通便利與愛滋資源分布密集的台北市,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在其他縣市「領取藥物」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愛滋指定藥局在「屏東」、「高雄」出現後,欲讓感染者的領藥更加便利。當我們把目光拉回台北市,愛滋指定藥局在這樣密集的資源下,又會扮演怎樣對於愛滋感染者具有重要性的角色。
我們「與藥的距離」會因為政策而拉近,在愛滋抗病毒藥物開放於指定社區藥局領藥始起,縮減了愛滋感染者至指定藥局領藥的時間。但並非所有藥局都願意提供服務,我們從臺灣南端的屏東、高雄「人和藥局」看起,向第一線服務的藥師探詢這中間的真正原因與始末。
我是最後一哩路嘛,愛滋情理法跟當代臺灣社會,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中的愛滋最後一哩路是什麼?可是我從小到大,在我很早的時候發現我喜歡男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覺得說我長大一定會得愛滋死掉。對。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電影裡面就是黑死病啊,不管是整人專家啦或者是那種更早的香港電影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景,所以我小時候都覺得說我長大後一定會得愛滋死掉,我就很認真地研究愛滋、了解愛滋。
他們其實已經達到94-93-95,很可怕,而且這是2016年的數字。也就是說現在也不知道多少了。(指簡報)最左邊確診的數字是94。那我們就會想說阿姆斯特丹是怎麼辦到這件事情的?他們的分享聽起來也沒有那麼神奇啦,做的東西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該怎麼做。
大家好,我是台灣關愛之家的執行秘書一凡。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這次愛滋大會,這次主辦國是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他們的主辦城市。他們就有分享他們到底怎麼做到比如說很快很快達到三個90的目標。
他們其實已經達到94-93-95,很可怕,而且這是2016年的數字。也就是說現在也不知道多少了。(指簡報)最左邊確診的數字是94。那我們就會想說阿姆斯特丹是怎麼辦到這件事情的?他們的分享聽起來也沒有那麼神奇啦,做的東西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該怎麼做。
謝謝我們陳委員教授,也謝謝今天有這麼多年輕朋友願意在這邊討論愛滋。想說十年前⋯⋯我應該進入愛滋界應該是十五年,從我離開醫學院去非洲當外交替代役開始算的話,應該是十五年喔。十年前如果在台灣開這樣的研討會大概不會看到什麼年輕朋友,大概會看到的就是醫護人員或者是社工。所以現在我覺得十年在台灣,我自己從一個跟大家差不多年紀到現在四十歲,可以感覺到我們是一個有很大轉變的過程。怎樣的轉變呢?愛滋感染者或是我們所謂的關鍵族群,事實上我覺得有一個很明顯的empowerment的過程,我們中文叫做「賦權」。那什麼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