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以多元思維見稱，在全球化、新興科技、多元文化、傳播媒體和跨國企業足以驅使、操弄大眾信念的時代，我們頻繁透過宗教、知識、偶像崇拜等追求，在生命洪流中尋求圓滿以穩定「不安」。彷彿每一次因信仰而實行的狂熱行動即一切的解答，人在飢餓中永無止盡地追求無限及圓滿，並毫無節制地使用自身靈肉尋找真理，而我，在意識到藝術創作嚴然已成為我生命中「做了可能會辛苦，但不做反而更難受」的運動後，便不斷重複著這一遍遍既像是自我救贖，又如磨難般的各式自我揭露與矛盾中，每一次藉由作品拋出的視覺咆哮，皆是來自我因覺知周遭事物間的困惑與苦痛所持的懸問。由個人精神信仰的探索，至疾病持有者社群（HIV病毒感染者）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擾動，漸漸地，我竟也成了位為撫平「飢餓」而驅動自己持續創作及社會運動的藝術創作／行動主義者。
我們為何總在撫平自身飢餓的同時使他人飢餓
那股為追求「無限或圓滿」而生的飢餓感，除了足以供給個體行動的養分外，亦催生出人類社會中繁雜而有機的信仰系統，引發無數次「我族與他族」間的隔閡、衝突與競爭，你我皆是見證，大眾媒體更是每日放送，生怕任何人漏瞥了任何一幕。自我有記憶開始，手中唸的讀本、眼前瞧的節目、參與的民俗慶典，無一不是多元信仰（族群）間的共融與相觸，然而究竟何謂信仰（belief）？活在當代社會的人類們實際上都相信（信仰）著些什麼？為何「深信某種信仰價值」足以成為某人拋棄一切、憎恨某人某事、或因其而理盲狂熱的理由？在這似乎無人能夠解釋清楚那些個人化最高指導準則究竟產自何方的時代，我在持續反思這些由人類集體潛意識中誕生的價值與肯定後，開始了針對「信仰行為」進行提問的系列創作及研究，〈分娩的慶典與精靈〉、〈嫁給聖誕〉便是我於2012、2013年間在該脈絡下所抒的產出。
信仰與看不見的手
人在食與住的生理需求以外，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即是其於精神層面議題上的高度關注，我們在認知、美學、社會與政治中追尋真理，某些議題甚至足以衍伸出生存的危機性，成為個人或群體能否繼續「存在」的關鍵，反之那些看似最稀鬆平常的事物，也能夠成為地方社群或整體社會照表例行的風俗習慣，相信有其有寓意——你是否想過我們為何點燃蠟燭慶生？為何我們習慣在圓形的糕點前以類祭祀的形式環繞壽星發願？我們在自由意志下依照前人的意志行動，但既使是那些對所有舉證事實不屑一顧、最固執的懷疑論者對信仰或傳統所提出的質疑論述，亦反映著真理及信仰仍受到質疑者（反對者）相當程度的重視，十分有趣。人們抱持信仰活著並邁向死亡，沒有信仰似乎就像是就沒有人格——儘管某些信仰並未有實質內涵。畢業於傳播學院，「媒體辨讀」多年來仍是我所在意、且時刻體醒自己的練習，還記得課堂上，教授曾引述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的比喻：「在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人們只考慮自身得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而使社群及國家整體壯益，人人為己，並皆有獲取市場信息的自由、自由競爭，無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這項比喻若用在傳播學，則可以轉喻作主流／大眾媒體在閱聽眾背後對知識、資訊信仰的操弄。媒體循序、逐日向閱聽眾播映偏向特定勢力的信息，豢養出忠實受聽眾後便進行更強力、規模化的全面控制，使閱聽眾「無條件信仰」該媒體。在〈嫁給聖誕〉中我想談的便是宗教信仰的「全貌」受媒體遮蔽，經轉譯、再現部分真實後，成為資源爭奪的合理化藉口（或攻訐），污名由此產生。而有關特定信仰者、及並持有者社群與污名共生的研究，亦在我與摯友「小樹」的故事中得以延續。
小樹、污名與瘟疫
二〇一七年，我因摯友小樹的際遇而踏上了新旅途，在小樹的支持下，我以祂作為首位研究對象而啟動〈Humans as Hosts宿主計畫〉。小樹在二〇一五年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俗稱愛滋病毒，並允許我參與祂由確診至今的所有心理狀態。作為一名男同性戀者，「愛滋病」一詞於小樹及我而言並不陌生，它最早出現在小學讀本，以惡名昭彰的「卡波西氏肉瘤」死亡視覺烙印在我心中，然後是充斥在國中、高中、乃至大學，整個青春期中，「毒趴」、「愛滋」、「傳染」、「同性戀」等字詞頻繁同時出現於電視、網路新聞、報章雜誌……等。這些記憶印象與我情慾逐年共同水平成長，直至我成為一個「成熟的男性」，每當生理需求指數升高，對於疾病的擔憂、懼怕及負罪感便隨之湧現，小樹與我皆是如此。上述的心理狀態，直至小樹的生命突遭轉換，我才頓覺自己多年來一直「信仰」著污名，且影響巨大，而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啟動相關研究，並與各國愛滋（HIV）病毒感染者社群密切互動；今日，既使藥物治療已能給予HIV病毒感染者擁有與常人等長的壽命並杜絕傳染，卻始終無法於人體徹底清除病毒，亦如譴責者對疾病延伸的軍事隱喻與區隔從未褪去。蘇珊・桑塔格在論文集《疾病的隱喻》中針對愛滋病及其隱喻的論述，允許我們一窺隱喻之於疾病污名的重大影響與共生關係——「保衛／防禦」、「感染／健全」，即使時隔桑塔格女士出版該論文集已三十餘年，當代社會公衛教育知識中軍事意象對有關疾病和健康的認知影響仍不可小覷。那些最令人恐懼的疾病，即那些最容易被道德譴責者以「瘟疫」稱之的疾病，從十五世紀末的梅毒、十七世紀的鼠疫，直至如今仍被視為「上帝的天譴」或「行為不檢點而產生的報應」的愛滋病，人們有意識地將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瘟疫）認知為「每個人都可能持有的疾病」，卻又看作是自己以外的脆弱「他者」所惹的禍，企圖以意志維持自身的「純淨」。
Humans as hosts……那些與病毒共生的宿主
在陪伴小樹度過確診的沉痛期後，我開始透過藝術進駐方式旅居各地，透過網路社群、非政府組織及地方政府衛生機關資源的串連，於各國各地尋找志願參與〈Humans as Hosts宿主計畫〉的HIV感染者進行協同創作。我將自身轉化為催化者，與每位參與者進行深入訪談、共同造字造像，製作系列性攝影影像及文字檔案。這些作品及研究成果，在展覽發表時時並肩呈現，成為足以反映所有計畫參與者行為、居住場域、經濟條件的詮釋。這些影像、文字檔案被視為社會集體價值塑造而出的刻板或歧視印象之舉證／反證，促使觀者進階理解疾病隱喻之存在。而該計畫作品的呈現也將成為以下事實的陳述：無論是存在於何種場域的人（Human Beings），事實上皆有受到病毒感染的可能，我們都僅僅只是人類，此刻正面臨著一種年輕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