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同志，這一路走來是辛酸的，是必須隱藏的，對於人生的酸甜苦辣都是有苦難言的。在早期（七十到九十年代初）同性戀在一般人眼中是種病態，人格上有某些問題，以及是需要被治療的一種疾病。而面對於一些反同性戀的宗教團體而言，同性戀者是污穢的而且是上不了大堂的一群孤兒，我很難想像直到如今仍有許多人帶著污名化的有色眼鏡，無知地看待周遭的同志。而文明和善意若缺乏理解和同理，那麼，它帶來的會如同惡意般的醜陋、殘酷和扭曲。
如果你去問精神科醫師說：「同性戀要如何醫治？」我想你得到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醫學文獻和研究發表都告訴我們——同性戀並非疾病，也無從醫治。但人類的固執和社會的偏見一再地想去推翻這些醫學論述，對同志的詆毀和不友善屢見不鮮。身為一個同志我了解那種不被認同和理解的苦楚與悲哀。
某晚，友人阿宗打電話問我在家嗎？可以過來坐坐嗎？我回：「OK啊！大概多久到？」他說：「大概二十分鐘。」掛了電話，我便起身把家裡稍作整理，並切了一盤水果等待阿宗的到來。不一會兒，電話響了，我便接了來說：「你到了啊？」阿宗回說：「我到樓下了。」我便拎起了鑰匙下樓去接阿宗上樓。回到住處後，我瞄了阿宗一眼，看他驀然一片，顯得心事重重地，我便先將水果取了出來，他見狀開心地說：「你真貼心，還切了水果等他來。」語畢，他便拿起了叉子吃了幾口芒果，我則在一旁沖了一杯咖啡，頓時，阿宗要我倒杯水給他，他要吃藥（阿宗和我都是HIV帶原者），我便遞了水杯給他。因為和他夠熟，所以坐定後啜了一小口咖啡後便直截了當的問他說：「怎麼啦？跟男友吵架啦？」他沒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便在口袋內取出一包烟，我們各點燃一根後，阿宗便娓娓道來心中的不滿和無奈。語畢，我心想：又是信任問題產生的嫌隙。很明顯地是他男友在交友軟體上和其他人有著曖昧的言語有關，於是在阿宗的質問下，他男友也有知理虧，除了一開始的解釋外還拿出了信任問題反將了阿宗一軍說：「我都跟你解釋過了，是對方喜歡我，而且我們也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意指約見面或其他親密行為），還說：反正你打從心裡就根本不信任我，我也無話可說。」聽到這兒，我不禁地翻了一記白眼，便說：「倆人交往，信任感並不是在交往的那一刻便從天上掉下來的好嗎，信任感是靠著時間的累積，和彼此互信的行為中，一點一滴所建立的一種內心信賴且正向的機制，而這種體現一定是『誠於中，形於外』假不了的。」再隨著時間的累積與考驗，在彼此的認同感與日俱增下，信任感便油然而生。阿宗聽了點了點頭，只是他男友用「你根本就不信任我」來當擋箭牌，也太差勁了，而且如此說法只會使狀況每況愈下而已。所以阿宗便不想和男友再吵下去兒出門透透氣，來找我聊聊。
其實，和阿宗一樣面臨相同的問題的人多不勝數，只是每個人面對它和處理它的方法不同而已。在這個仲夏夜之際，阿宗穿著一件背心，露出了在前臂上的近十道傷痕，而這些割痕都是阿宗心裡一道一道的痛，我無意去探究其中的故事，但心裡卻想著：做為一個同志，誰沒有受過傷？誰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只是明明是心裡的傷痛，又何必為難自己，用身體的痛來償還呢？人生的路如此漫長此時我心裡想起了一位丹麥哲人齊克果說的一句話：「生命只有走過才能了解，但唯有往前看才能活下去。」我跟阿宗說回去好好地和男友談，用平靜的心和真我的態度談談兩人是否要繼續走下去。我也告訴阿宗：「若最後分手了，這證明你值得得到一段更美好的感情和更疼惜你的人，一個老是讓你提心吊膽的人，是不值得你如此的付出的。」阿宗點了點頭說：「他知道了。」
當下的話題和心情實在有點悶，我話鋒一轉便問了阿宗說：「冰箱裡還有一些啤酒，如何？」他開心的說：「好啊！並擺出了YA的手勢。」要說，在十年前我們可是喝遍台北大大小小的GAY BAR呢！在前面的心煩意亂後，我們喝著沁心的啤酒，酒精點綴了夏夜，我們天南地北地聊著過去的傷心往事，也談著未來的憧憬。近十二點了，阿宗便準備回家了，我開了門，他往外走了出去，霎時，我叫住了他，他回頭說怎麼了嗎？我則指著他的左手位置，告訴他說：「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新的傷痕。」此時，阿宗輕輕地摟了一下我的腰際說：「絕對不會了。」
阿宗離開後，我獨自坐在沙發想起過去近二十年的四段感情，雖然也是受了些傷，也曾被不忠的背叛過，但那些曾經的怦然心動始終在我心中，難以忘懷。隨著時間的更迭，這些經歷使我更堅強更有能力的去面對後來人生的種種挑戰和人性的黑暗面。人生只有一次，而追求幸福和渴望愛情本是人類的天性。「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是我對愛情不變的信念。而那些過往的傷痕，終將隨著時間而退散去，而「愛」也必將使我們更強大。願有一天在彩虹光譜下的每個同志都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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