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sinyen
某一次的團體聚會上,我請大家分享「一首歌、一個味道或一個物件」。有一位夥伴在播放他準備的 MV 時,看著畫面裡的父親角色,突然放聲大哭。因為去年,他的父親過世了。
那一刻,沒有人急著遞上面紙說「別哭了」,也沒有人塞給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大道理。我們只是靜靜地讓他哭,用一種極度有默契的沉默,穩穩地接住了他。
看著他在這個空間裡毫無防備地釋放悲傷,我心底湧上一股很深的感動。身為愛滋病個案管理師,這十二年來在第一線看過太多因疾病而起的防衛與武裝。我知道,要讓一個習慣在社會上隱藏身分、無時無刻害怕被拒絕的感染者,願意在眾人面前展露最脆弱的痛楚,需要多麼龐大的安全感。
在日常生活中,感染者往往背負著沉重的自我烙印。他們在人際關係中如履薄冰,在感情裡面臨告知的巨大壓力。為了對抗社會的微歧視,或是掩飾這個「不能說的秘密」,很多夥伴在職場與家庭裡,往往表現得「過度努力」——逼著自己比別人更優秀、更體貼、更不能犯錯,試圖用這些完美,來證明「我還是有價值的」,來防堵任何可能被拋棄的風險。
這種對「被拒絕」的恐懼,並不是他們過度敏感,而是真實世界一次次碰撞累積下來的傷痕。
我還記得,曾有一位個案無奈地告訴我,他因為感染者身分被一般牙科診所拒診。他打了幾十通電話,不斷被拒絕,最後才終於找到一間願意收治他的診所。聽到這件事時,我既生氣又心疼,更感到深深的無力——為什麼到了現在,依然有醫療院所對 HIV 存在如此深的誤解與恐懼?
外界的排斥,最終會內化成他們對自己的恐懼與孤立。記得剛擔任個管師還很資淺時,有一位個案在我們第一次碰面時,小心翼翼地問我:「我們之前只講過電話,今天第一次見到妳本人,我可以跟妳擁抱一下嗎?」我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沒問題!」並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沒想到,他抱著我說,自從生病之後,他就不敢再跟別人有任何肢體接觸。那一刻,我整個眼眶泛淚,心裡滿是不捨。
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拒絕與自我放逐,讓我一直在想,該怎麼接住這些不安。於是這三年來(即將邁向第四年),我帶著這群夥伴在會心團體裡慢慢往心裡走。
很多人以為,是我這個專業的醫療人員在為他們撐起一把保護傘。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能看懂他們拚命隱藏的痛,是因為我也曾在那樣的深淵裡。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也曾是個極度害怕讓人失望、習慣把所有委屈吞下去的人。我習慣了察言觀色,習慣了不被看見,卻依然逼著自己扮演好一個堅強、懂事、能處理所有危機的大人。
那種「必須夠努力、夠懂事,才值得被愛」的不安全感,讓我深深共鳴了感染者夥伴們的處境。原來,我們都帶著傷。
在這個團體裡,沒有上對下的衛教,也沒有對與錯的評斷,只有靈魂與靈魂的相互承接。每當有夥伴跟我說謝謝,我都想告訴他們:「其實,是你們給了我力量。」在醫院前線必須永遠專業、給出答案的高壓日常裡,是這個團體給了我一個不需要完美、允許我坦然分享脆弱的避風港。
我們不需要永遠堅強,也不需要完美無瑕才能被愛。那些寫在病歷之外、充滿坑疤與眼淚的人生劇本,只要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翻開,就能在彼此的擁抱裡,慢慢長出最溫柔的力量。
